作 者：梁日升        所屬工作機構：        摘 自：FNI融法保

保司年底賠付壓力大，采取“釣魚”式庭外和解

——律師辦案實錄（四）

今年八月底，安女士（為保護客戶隱私，本文人物均為化名）找到了我們FNI融法保團隊，希望陳律師能幫罕見病——肝豆家庭爭取權益。安女士告訴我們，其實孩子確診肝豆治療已經有一年半了，原先確診時就有聯(lián)系過保險代理人，代理人告訴她孩子的病情還不符合合同約定的理賠條件。當時安女士還沉浸在孩子不幸罹患肝豆的沉郁中，也就顧不上這事。直到一個偶然的機會，我們見到了前來咨詢的安女士。

在聽取陳律師分析后，安女士這才意識到自己被保險代理人忽悠了，不僅沒拿到保險金，還白白又多交了一年保費，生氣之余，最終決定委托我們團隊為其處理此事。安女士情緒最后還是有些激動：“幸虧我們經濟條件還可以，沒耽誤我們孩子的治療，要是因為缺錢治療導致孩子有個三長兩短算誰的？人命關天的事他們怎么能這樣呢？”

接受委托后，我們很快就啟動了后續(xù)訴訟流程，順利在天津某法院成功立案。

距離開庭還有20天

2022年10月下旬，安女士多次接到了保險公司法務及理賠人員的電話，聲稱保險公司之前未收到過理賠報案，很可能是代理人私下把她的理賠訴求攔住了。保司人員還告訴安女士，像她孩子這種情況是可以通過合議流程獲得較大比例乃至全額賠付，何必花錢請律師，不如重新提交理賠申請，撤回起訴，私下再協(xié)商一個賠付比例。

我們雖然對保司這種跳過代理律師以剔除代理人律師費的方式私底下和當事人壓價行為有所不滿，但也有一絲欣慰。這已經不是我們第一次碰到在開庭前保險公司主動聯(lián)系我們或者當事人進行賠付的案子了。在我們和多位法官的共同努力下，越來越多的保險公司開始了解罕見病群體的訴求與關切，開始主動給被保險人賠錢。陳律師曾開玩笑說：“在肝豆的訴訟中，說不定我們能率先體會下啥叫‘天下無訟’”。

雖然我們對保司人員心中的“小算盤”有些無語，但還是立馬按照安女士提供的聯(lián)系方式主動聯(lián)系上了保險公司人員，并配合提供了全部訴訟材料供其審查，告知如果保司能夠在開庭前正常足額理賠的話，我們當然可以撤訴。

在這個時候，陳律師第一次提醒我：“這家保司總是想讓我們當事人再走一遍理賠流程，偏不肯在訴訟程序中解決，我覺得可能會有問題，你單獨和他們溝通時要小心點，注意留存所有溝通記錄”。

距離開庭還有7天

在先前的兩周內，我們和保險公司保持了溝通，實時跟進本案賠付進度。但陳律師注意到，雖然保司的工作人員多次聲稱本案可通過和合議流程進行賠付，我們也按照保司的要求兩度補充提供了理賠申請材料及相應病歷原件材料，但這兩周實際上并沒有看到保險公司有任何實質進展。

出于作為律師的謹慎態(tài)度，我們還是決定做兩手準備：一方面和法院銜接好后續(xù)可能的撤訴、退費事宜；另一方面還是按我們標準化流程，起草、準備好全套的開庭材料備用。

距離開庭還有48小時

一大早，我們便向保險公司下發(fā)最后通牒：如果今天還是沒法簽署賠付協(xié)議，我們就只能準備開庭了，不再接受任何調解。但保險公司工作人員依然讓我們再等等，聲稱我們總公司流程一過就能賠付。

沒一會，我們又接到了法官的電話，告知保險公司剛聯(lián)系他申請延期審理，想問問看我們的意見。我們當時就予以拒絕，并告知法官這完全是保險公司單方想要拖延時間，自始自終沒有和我們商量。

在我們和法官的雙重施壓下，保險公司工作人員晚上又聯(lián)系我們，聲稱公司總部明天上午十點給最終結論，讓我們先不要買去天津的票。但拖到現(xiàn)在我們已經沒法相信保司的承諾。

當天深夜，我又和在外開庭的陳律師及團隊成員開了一次線上會議，同步復盤了案件目前進展。在和保司繼續(xù)溝通賠付事宜的同時，我?guī)蛨F隊訂好了第二天去天津的高鐵票，備好了全套最終定稿的開庭材料。剛在外地開完庭的陳律師和團隊律師開完會后也顧不上休息，深夜趕回了上海。

距離開庭還有24小時

因為身體原因，一大早我就來醫(yī)院排隊驗血。坐在醫(yī)院的長椅上，我接到了保司人員的電話，明確告知總公司已經同意賠付，讓我們趕緊先把理賠協(xié)議簽好拍照發(fā)給他們，聲稱簽署后發(fā)給他們即可啟動理賠流程，當日下午三點前就可收到結案短信。并再次勸說我們放棄出差，安排撤訴事宜。

在收到理賠協(xié)議后，我第一時間將我們已單方簽署的理賠協(xié)議發(fā)送給保司。但一直等到下午兩點半，都未收到保司所承諾的理賠短信。雖經我們一再催促，保司均告知仍在走流程，還需要時間。保司工作人員甚至還在電話里說：“哎呀，你們可以先撤訴了嘛，干嘛還要去天津，我們肯定賠的！”

對于保險公司這樣屢次讓我們撤訴的反常之舉，我們預感到很可能有問題。于是我們再次兵分兩路，陳律師準時坐上了前往天津的高鐵，而我則從醫(yī)院回到所里以備可能的和解事宜。

陳律師有預感到理賠過程很可能不太順利，數(shù)次要求保險公司理賠人員明確確認是否認可我們簽署的賠付協(xié)議，但保險公司均不予回應。眼看時間已經超出了原先我們告知的高鐵發(fā)車時間，保司終于按捺不住自己的心思，突然變臉。在我們已經提供了全套確診過程的病歷材料的情況下，臨時又要求我們補充近一年內被保險人的診療、用藥記錄。

當時看到這個消息，我很生氣。按合同約定，只要被保險人確實確診為保險合同約定的重大疾病，保險公司就應該賠付。而所謂的“近期診療情況”顯然與重疾險的理賠無任何關聯(lián)，保司如此要求明顯就是在刻意刁難!更何況，我們也在溝通群里發(fā)過被保險人近一年的治療、用藥憑證，但保司仍然不予回應。

在我們對保司行為提出合理質疑的情況下，保司工作人員也未予理會，直接拿出了機票訂單截圖——庭上見！

直到此時，我才深刻感受到這背后的“險惡用心”，在一環(huán)又一環(huán)的欺騙下，大多數(shù)人都會在一定程度上相信保險公司確實有賠付的誠意，但這很可能會因為缺席庭審而被法院默認為自動撤訴！如果相信了他們的承諾，這一套操作下來很可能打大多數(shù)人一個措手不及。事后，團隊私下也討論過保司如此損人又不利己的反常操作之動機，也許保司是受年底賠付結案數(shù)據(jù)壓力方才出此下策！

在這種情況下，固守本心、按部就班地做好完全準備才是最純樸的致勝之道。面對保司如此毫無信譽的做法，我們雖然憤怒，但毫不慌張，提前準備好的數(shù)百頁應訴材料此時就派上了用場。自始自終，我們都能保證比對方準備地更加充分！

臨近五點，我撥通了法官電話。剛剛開完庭的法官語氣中還有些疲憊，但心情顯然還是不錯的。電話一接通，法官便問：“怎么樣？你們和解走完了嗎？你們快點把撤訴材料寄過來吧”。我無奈的笑笑，回答稱：“法官，保險公司臨時又變卦了，我們沒法撤訴了，陳律師已經在去天津的高鐵上了?！狈ü儆行╁e愕，本能不太相信保險公司連他都敢欺騙，但事實就是如此，在我和法官解釋了來龍去脈后，法官也是嘆了口氣，讓我們明天照常開庭。

疫情！又是疫情！

考慮到我們前一天在法院門口開庭的經歷，我再次和法官核實了法院疫情防控政策，法官此時才反應過來，像我們這種外地律師必須在天津本地“三天兩檢”后才能進入法庭。最終，法官只能取消了第二天的庭審，另行安排線上開庭。

在我將取消開庭的消息告訴陳律師后，陳律師直接在南京下車重新買票準備回上海。面對我對保司的吐槽時，陳律師自己卻很淡定，笑著和我說：“你看，我說的沒錯吧，對方心里就是有鬼，根本不像正常理賠和解的做法，不要太輕易相信對方工作人員的承諾，社會險惡??！”

的確，我們不應該惡意揣測他人，但也不可輕易相信利益相矛盾的個體。這一次，我們雖然沒能如期開庭，但我也切身體會到作為律師所要面對的挑戰(zhàn)有多復雜。在辦案過程中，如果能夠和平解決當然是最好的，但不能無底線的“以和為貴”，要以充分保護當事人利益作為基本底線，底線問題絕對不能退讓。面對可能有損當事人權益的不合理要求，一定要堅決拒絕，勇于斗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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